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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红梅的声音。闷闷的,隔着一层,听不清喊什么,但那调子是痛的,撕扯的。
英子的脸一下子白了。
她往前冲了一步,常松伸手拦她。
“妈——”英子喊。
产房的门开了。
出来的是个护士,三十多岁,戴着蓝色的手术帽,口罩拉到下巴。她手里拿着个夹板,扫了他们一眼。
“李红梅家属?”
常松往前一步:“我是她丈夫。”
“情况不太好。”护士言简意赅,语气里没有太多情绪,只是陈述,“胎儿胎心有点弱,产妇出血比较多,宫口开得慢。我们现在需要做决定,必要时可能要手术,但有风险。”她把硬板夹往前递了递,手指点在一处空白的地方,“这里,签字。保大人,还是保孩子?”
走廊里静了。
窗外的雪还在下,簌簌的,声音细细的,钻进耳朵里。
常松张了张嘴,没发出声音。他喉咙动了动,又动了动。
“保大人还是保孩子?”护士又问了一遍,语气里有点不耐烦。
保大保小?这问题就像问饿汉要左腿还是右腿——选哪条都是割自己的肉。区别只在于,割左腿当场疼死,割右腿后半辈子瘸着过。
常松看着护士,又看看那支递过来的笔,黑杆的,很普通的一支圆珠笔。保大人?保孩子?这几个字分开来他都认识,合在一起,变成一把生锈的钝刀,慢悠悠地割着他的五脏六腑。
血缘是未来的赌注,而日夜相伴的恩情,是此刻无法割断的肉身。常松在这一刻才惊觉,自己对那个未谋面孩子的爱,是抽象的、是悬在未来的期待;而对红梅的疼,是具体的、是渗进骨头缝里的怕。怕她疼,怕她走,怕这个家没了她,就散了架。
红梅……孩子……他的孩子,他盼了这么久的孩子,是个儿子吧?大伯临死前抓着他的手,眼巴巴的样子……可红梅,红梅是他的老婆,跟他过了这么多年日子的老婆……
他的手从裤兜里拿出来,手心全是汗。他看看护士,又看看产房的门,眼神是空的,乱的。嘴唇哆嗦着,想说什么,又咽回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