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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件羊毛的必须带!”红梅的声音带着不容商量的坚决,“北京冬天能冻掉耳朵!”
地上摊着那个崭新的粉色行李箱,拉链已经绷得发出抗议。红梅跪在地上,用力压着箱盖,要把第五件毛衣塞进去。
英子站在旁边,两只手插在蓝色格子睡裤口袋里。上面是件短袖白色T恤,头发刚洗过,松松地披在肩上,发梢还带着湿气。房间里的电风扇嗡嗡转着,吹得她额前的碎发飘起来。
“妈,你别给我弄了。”英子的声音无奈,“真的太多了。我真的穿不下呀!”
红梅不抬头,继续往里塞那包绿豆圆子。绿豆圆子用塑料袋装着,塑料袋外面又套了个布袋子。红梅塞进去,又拿出来,调整位置,再塞进去。
母亲总在离别时变成仓鼠,拼命囤积一切她觉得你用得上的东西。哪怕行李箱已像孕妇的肚子,她还想再塞进一个备用子宫——一个能随时把你装回她生命里的、绝对安全的襁褓。
“再说我又不是不回来了。”英子走过来,蹲在红梅旁边,“放假了我就回来了呀。再缺什么东西我再从家拿,或者你给我寄也行。这么多东西我拿也不好拿,弄也不好弄。根本装不下。”
红梅的动作停了一下。她的手指还按在那件毛衣上,毛衣是米白色的,纯羊毛的,摸上去软软的。她特地在百货大楼买的,花了一百八十块钱。售货员说,这是今年早秋最新款,北京的大学生都爱穿这个。
“你看你给我买了多少。”英子指着箱子,“这才夏天呢,你给我冬天的衣服都买了。北京又不是北极,哪有那么冷?”
年轻人眼里的世界是敞篷跑车,妈妈眼里的世界是带暖气的装甲车——她总怕你冻着,哪怕你正要去的是热带。
常松抱着小年在门口站着。小年手里拿着个塑料小汽车,在常松怀里扭来扭去。
“傻丫头,”常松开口了,声音里带着笑,“你妈不放心你呀。你看你从来没出过远门,这第一次跑到北京那么远的地方上学。”
红梅抬起头。她的眼眶已经红了,但她忍着,没让眼泪掉下来。她看着英子,看了很久,然后说:“妈……现在要不是有小年,说啥也跑到北京陪读。”
常松脸上的笑僵了一瞬。很短,几乎看不见。他怀里的小年动了动,小汽车掉在地上,啪嗒一声。
“就是,”常松立刻又笑起来,声音提高了些,“我也去。我们一起去陪英子。”
英子也笑了,摇摇头。“常叔,我走了,我妈和我弟就交给你照顾了。你多辛苦点。”她顿了顿,看着常松,“等我毕业上班了,我接你和我妈、我弟到北京。”
常松点点头,没说话。他心里有点热,又有点涩。这丫头,到底还是懂事的。但他也知道,这话听着暖心,真到那天,你还认识我吗?北京那么大,大学那么多年,见的人那么多。等你毕业了,有本事了,眼里还能有我这个叔?等到那个光景,你妈你弟你是要接的,我又算哪根葱呢?
他低头看小年,小年正伸手抓他下巴上的胡茬。
继父的爱,像一只借来的壳。他缩在里面,小心翼翼地给予温暖,却永远无法真正长成这壳的一部分。他时刻准备着,等里面的蜗牛长大了,有了自己的新壳,便会将他这只旧壳,连同那些共度的风雨,一起遗弃在来时的路上。他的付出,从一开始就写好了归还的日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