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八读书

第3章 悲剧英雄袁崇焕御书房帝思袁崇焕 近侍前臣叹家国忧（第1页）

御书房的烛火忽明忽暗，映得崇祯帝唇边那抹浅淡的笑意，在王承恩眼中竟如惊雷般炸响。他猛地垂下头，双手攥着衣角的力道不自觉加重，指尖几乎要嵌进布料里——入宫三年，他听过太多关于“伴君如伴虎”的告诫，可从未想过，这“虎”的温和，竟比冷厉更让人心头发怵。

廊下的风卷着雪粒打在窗棂上，发出细碎的声响，王承恩的思绪却不由自主飘回入宫之初。那时魏忠贤虽已倒台，可宫里的老太监们提起这位“九千岁”，仍带着几分残存的惧意。他们说，魏公公当年如何权倾朝野，如何让百官跪拜，如何让皇子公主都要避其锋芒，可即便如此，新君登基不过三个月，一道圣旨便让这位“九千岁”自缢于凤阳皇陵，其党羽或斩或贬，连一丝反抗的余地都没有。“主子的心思，比寒冬的井水还深，”当时教他规矩的刘公公曾摸着花白的胡须叹气，“你看得见他熬夜批奏折，看得见他为军饷发愁，却永远猜不透他下一刻要动谁——哪怕你是近侍，说错一个字，都可能掉脑袋。”

王承恩偷偷抬眼，瞥见崇祯帝正低头看着手中的文书，侧脸在烛火下显得格外冷峻。自即位以来，这位陛下似乎就没有过真正松弛的时候。天不亮便起床上朝，退朝后便扎进御书房，案上的奏折堆了一摞又一摞，常常要到后半夜才能歇息。可他越是勤政，周身的气压就越低——议事时，阁老们稍一犹豫，他眼底的猜忌便会浓上几分；处置官员时，哪怕只是牵涉到魏党边缘，他也绝不会轻饶。前几日户部尚书毕自严因军饷筹措不及，不过是在殿上多辩解了两句，便被他当庭斥责，吓得毕大人连连叩首请罪。在王承恩眼里，这位陛下就像一把紧绷的弓，时刻都在警惕，时刻都在怀疑，连一丝温情都吝啬给予。

可方才那抹笑意，却打破了这份冰冷。王承恩心里七上八下，既不敢细想这笑意背后的含义，又忍不住揣测——难道是自己递文书的动作合了陛下的心意？还是这文书里有什么让陛下宽心的消息？他越想越慌，连忙定了定神，双手将三司会审的文书再往前递了递，声音带着一丝不易察觉的颤抖：“陛下，您请御览。”

崇祯接过文书，指尖触到纸页上细密的墨迹，却没有立刻翻开。他靠在龙椅上，目光落在窗外飘雪的夜空，思绪却飘回了后世史书里关于袁崇焕的那些争论。

后世提起袁崇焕，总绕不开“自毁长城”四个字。无数人说，若不是他中了后金的反间计，若不是他错杀了这位能与后金抗衡的督师，大明何至于亡得那样快？他们说袁崇焕如何经营宁锦防线，如何用红衣大炮击退努尔哈赤，如何让后金铁骑不敢轻易南下，说他是大明最后的希望，是辽东的擎天柱。可只有真正站在这个时代，真正看过那些奏报，真正体会过朝堂与边疆的纠葛，崇祯才明白，这段历史远没有那么简单。

袁崇焕的确有将才，这一点毋庸置疑。天启六年，他在宁远以两万兵力击退努尔哈赤的十三万大军，创下“宁远大捷”；天启七年，他又在锦州、宁远一带击退皇太极，保住了辽东的门户。可这位能征善战的将领，却有一个致命的缺点——太倔，倔到眼里揉不得半点沙子，倔到不懂“权衡”二字的分量。

崇祯想起史书中记载的那次君臣对答。彼时原主刚除魏党，正急于重整朝纲，面对辽东每年数百万两的军饷开销，面对后金铁骑不断袭扰的困境，他问袁崇焕：“平辽需多久？”袁崇焕当时何等意气风发，掷地有声地回答：“五年，臣愿以五年为期，复全辽之地！”

那时的原主，不过是个未满二十岁的少年天子。他虽有铲除魏党的魄力，却没有足够的执政经验，更没有经历过战场的残酷。他以为只要有忠臣良将，只要有足够的军饷，便能一举平定辽东，便能让大明重回鼎盛。于是，他信了袁崇焕的话，给了他所能给的一切——兵部尚书衔、蓟辽督师之职、尚方宝剑，甚至允许他“便宜行事”，连军饷、粮草、器械都一概应允。他把辽东的安危，把大明的希望，都押在了这个许下“五年复辽”承诺的将领身上。

可崇祯心里清楚，那“五年复辽”的承诺，从一开始就是个无法实现的泡影。后金自努尔哈赤起兵以来，经营辽东数十年，已非昔日的部落联盟可比。他们有骁勇善战的八旗铁骑，有皇太极这样雄才大略的领袖，有稳固的后方基地，更有对明朝朝堂的深刻洞悉。而大明呢？朝堂党争不断，军饷筹措困难，士兵士气低落，地方流民四起。要在五年内平定这样一个强敌，无异于痴人说梦。若是换作成祖朱棣，怕是当场就要治袁崇焕“欺君罔上”之罪；若是换作嘉靖帝，也定会细查其平辽方略，断不会如此轻信。可原主偏信了，偏给了袁崇焕无限的权柄，也为后来的悲剧埋下了祸根。

真正让袁崇焕走向绝路的，是他擅杀毛文龙。崇祯翻开案上的另一份奏报，那是东厂关于皮岛的密探呈上来的，上面详细记载了毛文龙在皮岛的所作所为——私自征税、虚报军饷、纵容部将劫掠，甚至与后金有书信往来，隐隐有割据一方之势。这样的人，该杀吗？该。崇祯心里很清楚，毛文龙麾下的军队，早已不是大明的王师，而是他私人的武装。将领多是其族人，士兵只知有毛帅，不知有朝廷，每年耗饷数十万两，却鲜少真正牵制后金。从法理上讲，从朝廷的威严上讲，毛文龙都该杀。

可问题是，在那个时候，不能杀。

政治从来不是非黑即白的决断，而是“两害相权取其轻”的权衡。毛文龙虽跋扈，虽有不臣之心，却像一根扎在后金背后的刺。皇太极每次率军南下，都要顾忌皮岛的兵马会不会偷袭盛京，会不会断了他的后路。哪怕这根刺并不锋利，哪怕它偶尔会扎到自己人，可在没有找到更好的替代者之前，只能忍着，只能用“数十万军饷”来维系这根刺的存在。原主明白这个道理，所以哪怕知道毛文龙的种种劣迹，也只能睁一只眼闭一只眼；朝中的阁老们也明白这个道理，所以每次有人弹劾毛文龙，都只是雷声大雨点小，从没有真正想过要除掉他。

可袁崇焕不明白。他带着“五年复辽”的承诺来到辽东，眼里只有平辽大业，只有自己的军令。毛文龙不听调遣，他觉得是阻碍；毛文龙与后金有书信往来，他觉得是通敌。他看不到毛文龙背后的牵制作用，看不到杀了毛文龙会带来的连锁反应，只觉得这个人碍眼，觉得这个人必须除掉。于是，他以犒军为名，登上皮岛，当着毛文龙麾下将领的面，列举了十二条罪状，然后拔出尚方宝剑，将这位皮岛总兵斩于帐前。

崇祯仿佛能想象到当时的场景——皮岛的海风呼啸，帐内的气氛凝重到了极点。毛文龙麾下的将领们，多是跟着他出生入死的族人，见主帅被斩，一个个目眦欲裂，却没人敢上前反抗。因为袁崇焕手里握着尚方宝剑，握着“便宜行事”的圣旨，反抗他，就是反抗朝廷，就是谋逆。袁崇焕当时定是意气风发，觉得自己铲除了一个心腹大患，觉得自己为平辽大业扫清了障碍。可他不知道，他这一剑，不仅斩了毛文龙，还斩掉了辽东最后的牵制力量，斩掉了原主对他最后的信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