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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百八十四章 苏富比与佳士得（第3页）

艺术品收藏，是人类累积财富的一种原始而重要的方式。它的历史，可以追溯到古埃及、古巴比伦、古印度和中国上古时期。统治者或宗教领袖在寺庙、宫殿、坟墓和其他崇高场所存放具有艺术价值的物品，用以展示拥有者的权势、地位与荣耀。

而在西方社会，自亚历山大卒于巴比伦始，至罗马共和国前146年征服伯罗奔尼撒半岛终，这后世称为希腊化时期的177年，见证了艺术品收藏行业的真正兴起。在此期间，地中海东部沿岸的各国，都沉迷于古希腊的艺术。一大批富有的狂热收藏家，委托冒险者帮他们从希腊带回各类珍稀的艺术作品——或者很多时候，它们的复制品。与此同时，居住在亚历山大、罗得岛、别迦摩、安条克和罗马的贵族，也开始大量使用精美的青铜雕像、石雕和陶器等奢侈品来装饰他们的房屋和花园。

罗马帝国建立之后，各大城市内如雨后春笋般出现的艺术市场，将艺术品收藏行业推向了一个新的高度，全民热衷、全民讨论、全民收藏，这一现象在奥古斯都和哈德良统治期间尤为明显。

公元476年，罗马帝国最后一位皇帝罗慕路斯-奥古斯都被罢黜之后，艺术品收藏随着中世纪的到来，陷入了长达八百年的沉寂。直到但丁、彼特拉克与乔托现世，文艺复兴的大幕开启，收藏行业才重新活跃起来。这一时期，现代博物馆在意大利北部出现，艺术收藏变得理论化、体系化，委托创作艺术品，或者购买大量古董收藏的行为，也开始与行为人的审美品位、学识渊博程度和社会地位产生直接联系。

佛罗伦萨的美第奇家族、曼图亚的冈萨加家族、乌尔比诺的蒙特菲尔特罗斯家族、费拉拉的埃斯蒂斯家族，当然，还有科莫的卢西尼家族，成为了世人津津乐道的阔绰收藏家。通过考古学家对古迹的发掘，手工匠人对古董碎片的加工与修复，以及委托艺术家进行希腊化文物复制等三种方式，这些家族不仅成为了古代艺术的继承者，也成为了新文艺的开拓者。

The Godfathers of the Renaissance。

文艺复兴的教父。

世人赋予美第奇家族的这一历史评价，极大地鼓舞和激励了后来者的收藏欲望。十六世纪，私人工作室、家族博物馆、商业画廊蔚然成风，专门服务欧洲最富有的一帮权势人物。十七世纪，整个欧洲，从最西边的伊比利亚联盟，到最东边的莫斯科公国，已经没有对艺术收藏无动于衷的君主、贵族和巨贾了。

路易十四时期的财政部长让-巴蒂斯特-科尔伯特、法国最著名的红衣主教兼缁衣宰相黎塞留和马扎林、奥地利大公利奥波德-威廉、西班牙王国的腓力三世与四世、第一代白金汉公爵乔治-维利尔斯、第十四代阿伦德尔伯爵托马斯-霍华德、英王查理一世，还有瑞典的克里斯蒂娜女王，这些伟大的政治人物，都不吝巨资进行艺术赞助和藏品收集，不光是在当世展现他们的财富与实力，更是为了让后世通过这些不会褪色的传世宝物，永远记住他们的声名。

当一种高端消费行为普及到这种地步，势必会引发涓滴效应——与金钱无关的涓滴效应。先是国王和贵族热衷，然后是银行家与商人效仿，再是想要跻身上流阶层的新晋富豪大举跟风，到了十八世纪，想要购买艺术品的人，已经多到无法让卖家一对一服务。

消费者必须聚在一起，争相竞价，以期自己挣来的财富，可以击败其他虎视眈眈的对手。人们很快发现，不只是购买艺术品能够带来身心的愉悦，竞价叫卖本身，也能给胜者提供足量的关注，和随之而来的话题度、曝光度与荣誉感。

甚至可以说，这是一项剥离了全部伪装，仅以金钱来决胜负的“绅士运动”。

由此，拍卖行便诞生了。

“苏富比成立于1744年，是世界上历史最悠久、规模最大的国际艺术品拍卖行。”

坐在苏富比新邦德街总部二层的一间转角办公室里，内购部门的高级总监奥蒂莉-温莎，正在向韩易做着拍卖行的介绍。这位典雅大方的金发女郎，拥有一个在英国具有特殊意义的姓氏。韩易不可能去直接询问对方的家族渊源，但仅从她鼻峰的走向、双唇的纤薄与眉弓的寡淡程度来判断，应该跟白金汉宫里的那一家人，至少是远房亲戚的关系。

艺术收藏，是一个讲资历、讲能力，更讲出身、讲传承的行业，苏富比的伦敦办公室里坐着一两个温莎，也不会令人感到奇怪。

“我们在全球85个国家开展业务，运营着80间办公室，和数以百计的艺术展示厅，代理出售52类艺术品和豪华房产。去年，我们的拍卖成交总额，达到了惊人的51亿美元。”

“我们佳士得是74亿美元。”

约莫三小时后，在圣詹姆斯广场旁国王街8号的佳士得伦敦总部，约书亚-格雷泽从容自若地对奥蒂莉-温莎隔空回击。这位纽约大学的艺术史教授，是佳士得内购部门的数名私人销售主管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