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八读书

第153章 立人达人：仁道的实践路径（第1页）

子贡曰：“如有博施于民而能济众，何如？可谓仁乎？”子曰：“何事于仁，必也圣乎！尧、舜其犹病诸！夫仁者，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能近取譬，可谓仁之方也已。”

暮春的曲阜，杏坛下的弟子们围坐成圈，柳絮飘落在子贡的竹简上。这位以言语闻名的弟子忽然起身，捧着记录着 “博施于民而能济众” 的简牍问道：“夫子，若有人能广泛施惠百姓，救助众人，算得上仁吗？” 孔子放下手中的《诗》，目光掠过远处耕作的农夫，那农夫正弯腰扶起一株被风吹倒的禾苗，动作轻柔如对孩童。孔子缓缓答道：“这何止是仁，简直是圣啊！尧舜尚且难以做到。所谓仁，是自己想立足也要让别人立足，自己想通达也要让别人通达。能从身边小事做起，推己及人，就是践行仁的方法。” 这段对话如同一粒种子，在中华文明的土壤里生长为参天大树 —— 它区分了仁与圣的境界，指明了 “能近取譬” 的实践路径，让看似高远的仁道变得触手可及。

一、博施济众：子贡命题中的仁之极致

子贡提出的 “博施于民而能济众”，并非凭空构想，而是对春秋时期社会现实的回应。当时的鲁国 “三桓专权”，季孙氏、叔孙氏、孟孙氏三家瓜分公室土地，百姓 “老幼转乎沟壑”，《诗经?魏风?伐檀》“坎坎伐檀兮，置之河之干兮，河水清且涟猗。不稼不穑，胡取禾三百廛兮” 正是对这种剥削的控诉；齐国 “田氏代齐” 前夜，“民三其力，二入于公”，田成子却 “大斗出贷，小斗收”，以小恩小惠收买民心；晋国 “六卿专政”，赋税繁重到 “民闻公命，如逃寇仇”，《左传?昭公三年》记载 “庶民罢敝，而宫室滋侈；道殣相望，而女富溢尤”。这种民生凋敝的背景下，“博施济众” 成为底层百姓的迫切渴望，也成了士人阶层的理想追求。

“博施” 的 “博”，意味着范围之广，非一人一户的小恩小惠；“济众” 的 “济”，指向效果之实，不仅是物质救助，更包括精神安顿。《尚书?大禹谟》记载大禹 “薄衣食，致孝于鬼神；卑宫室，致费于沟淢”，治水十三年 “三过家门而不入”，当涂山氏生下启，他仅在家门外听了三声婴儿啼哭便转身离去，最终 “疏九河，瀹济漯，决汝汉，排淮泗，注之江”，使 “万民乃定，万国为治”，是 “博施济众” 的远古典范；商汤 “桑林祷雨”，以自身为牺牲，“翦其发，枥其手，以身为牺牲，用祈福于上帝”，《墨子?兼爱下》记载 “汤曰：‘惟予小子履，敢用玄牡，告于上天后曰：今天大旱，即当朕身履，未知得罪于上下，有善不敢蔽，有罪不敢赦，简在帝心。万方有罪，即当朕身；朕身有罪，无及万方’”，展现了统治者与民同苦的担当。子贡或许正是看到这些典故，才将 “博施济众” 视为仁的最高表现。

但 “博施济众” 的实现面临三重困境：其一，资源有限性。春秋时期生产力低下，“一夫百亩” 的产出仅够温饱，《礼记?王制》“制：农田百亩，百亩之分，上农夫食九人，其次食八人，其次食七人，其次食六人，下农夫食五人”，广泛施惠缺乏物质基础；其二，权力约束性。诸侯大夫多 “厚自封殖”，如季孙氏 “富于周公”，《论语?先进》记载冉有 “为之聚敛而附益之”，孔子怒斥 “非吾徒也，小子鸣鼓而攻之可也”；其三，效果复杂性。单纯的物质救助可能滋生依赖，如《管子?侈靡》所言 “积者立余食而侈，美车马而驰，多酒醴而靡”，反而扰乱社会秩序。这些困境，使 “博施济众” 成为难以企及的理想。

子贡的提问，暗含着对 “仁” 的量化理解 —— 似乎施惠越多，仁德越厚。这种认知在当代仍有市场，如将慈善捐款数额作为衡量道德的标准，某明星捐赠一亿元便被赞为 “大仁”，而社区志愿者十年如一日的服务却被忽视。但孔子的回应，正是要纠正这种片面理解：仁的价值不在于规模大小，而在于是否遵循 “己欲立而立人” 的根本原则。正如《孟子?尽心下》所言 “仁也者，人也；合而言之，道也”，仁的本质是对人的尊重，而非单纯的物质给予。

二、何事于仁：圣与仁的境界分野

孔子将 “博施济众” 提升至 “圣” 的境界，绝非否定其价值，而是明确圣与仁的层次差异。“圣” 在甲骨文中作 “耳” 形，意为 “通达事理”，《说文解字》“圣，通也”，后引申为 “超凡入圣” 的最高境界。在孔子的思想体系中，圣是 “博施于民而能济众” 的外在功业，仁是 “己欲立而立人” 的内在德性；圣是尧舜级别的理想状态，仁是每个人可践行的日常修为。

尧舜 “犹病诸” 的感叹，揭示了圣境的难以企及。尧帝 “其仁如天，其知如神”，却仍 “忧洪水滔天，浩浩怀山襄陵”，《尚书?尧典》记载他 “求能治水者”，四岳推荐鲧，尧虽知鲧 “方命圮族”，仍 “试可乃已”，最终鲧治水九年 “功用不成”，尧不得不另寻贤才；舜帝 “举八元八恺，去四凶”，八元 “使布五教于四方，父义、母慈、兄友、弟恭、子孝，内平外成”，八恺 “使主后土，以揆百事，莫不时序”，四凶 “流共工于幽州，放驩兜于崇山，窜三苗于三危，殛鲧于羽山”，却因 “子商均不肖” 而禅位于禹，《史记?五帝本纪》记载 “舜子商均亦不肖，舜乃豫荐禹于天”，始终存有遗憾。这种 “病诸” 不是能力不足，而是圣人对 “博施济众” 的极致追求 —— 正如《中庸》所言 “至诚无息，不息则久，久则征，征则悠远，悠远则博厚，博厚则高明”，越是接近圣境，越能察觉自身不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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仁与圣的区别，体现在三个维度：其一，主体不同。圣是少数统治者的功业，如尧舜禹汤；仁是所有人的德性，“有能一日用其力于仁矣乎？我未见力不足者”（《论语?里仁》），无论是贵族还是平民，都能践行仁道，如《论语?宪问》中 “子路问君子。子曰：‘修己以敬。’曰：‘如斯而已乎？’曰：‘修己以安人。’”。其二，路径不同。圣需借助权力资源，如 “尧命羲和历象日月星辰，敬授人时”，通过制定历法指导农业生产；仁可通过个人行动，如 “孝弟也者，其为仁之本与”（《论语?学而》），通过家庭伦理践行仁道。其三，目标不同。圣追求天下太平，如 “尧以天下与舜”，实现 “百姓昭明，协和万邦”；仁追求人际和谐，如 “朋友信之，少者怀之”（《论语?公冶长》），建立稳定的人际关系。

这种分野，打破了 “仁是遥不可及的圣境” 的误解。子路问 “克己复礼为仁。一日克己复礼，天下归仁焉”，孔子答 “为仁由己，而由人乎哉”（《论语?颜渊》），强调仁的践行完全取决于自身。正如《周易?系辞》“穷理尽性以至于命”，仁是 “尽性” 的功夫，圣是 “至命” 的境界，前者是后者的基础，后者是前者的升华。

当代社会常将 “圣人” 标签贴在道德模范身上，如称特蕾莎修女为 “圣人”，却忽视了她 “从身边小事做起” 的仁行 —— 她在加尔各答贫民窟为垂死病人擦洗身体，为饥饿者提供食物，这些 “能近取譬” 的行动，正是 “仁” 的体现。孔子的智慧在于：不否定圣境的崇高，更强调仁行的可行，让普通人在 “能近取譬” 中找到道德方向。

三、己欲立而立人：仁道的核心要义

“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是孔子对仁的经典诠释，蕴含着深刻的辩证关系。“立” 指安身立命，如 “三十而立” 的事业根基，《论语?为政》中孔子自述 “吾十有五而志于学，三十而立”，即建立起稳固的道德与事业基础；“达” 指通达顺遂，如 “邦有道，不废” 的境遇顺遂，《论语?颜渊》“子张问：‘士何如斯可谓之达矣？’子曰：‘何哉，尔所谓达者？’子张对曰：‘在邦必闻，在家必闻。’子曰：‘是闻也，非达也。夫达也者，质直而好义，察言而观色，虑以下人。在邦必达，在家必达。’”。“己欲立” 与 “立人”、“己欲达” 与 “达人”，不是单向的施与，而是双向的成全 —— 正如《礼记?礼运》“故人不独亲其亲，不独子其子”，个体的 “立” 与 “达”，只有在群体的 “立” 与 “达” 中才能实现。

春秋时期的晏子，践行 “立人达人” 的典范。他身为齐相，“食不重肉，妾不衣帛”，《史记?管晏列传》记载 “晏子为齐相，出，其御之妻从门闲而窥其夫。其夫为相御，拥大盖，策驷马，意气扬扬，甚自得也。既而归，其妻请去。夫问其故。妻曰：‘晏子长不满六尺，身相齐国，名显诸侯。今者妾观其出，志念深矣，常有以自下者。今子长八尺，乃为人仆御，然子之意自以为足，妾是以求去也。’其后夫自抑损。晏子怪而问之，御以实对。晏子荐以为大夫”，却 “散千金之财，分衣食之具” 救助宗族；见越石父贤而在缧绁，“解左骖赎之，载归”，待之以礼。越石父事后要求绝交，说 “吾闻君子屈于不知己而信于知己者。方吾在缧绁中，彼不知我也。夫子既已感寤而赎我，是知己；知己而无礼，固不如在缧绁之中”，晏子道歉后 “延入为上客”，这种相互尊重，正是 “立人” 的真谛 —— 不仅给予物质帮助，更承认对方的人格尊严。

孔子本人的经历，是 “己欲达而达人” 的生动注脚。他周游列国时，“所至必闻其政”，并非为个人富贵，而是 “如有用我者，吾其为东周乎”（《论语?阳货》），希望恢复周礼的和谐秩序；见南宫适 “邦有道，不废；邦无道，免于刑戮”，赞叹 “君子哉若人！尚德哉若人！”（《论语?宪问》），认可其在不同境遇下的通达；教导弟子 “学而优则仕”，是希望他们 “达则兼济天下”。这种 “达” 不是个人显达，而是 “博施于民” 的能力提升 —— 正如《孔子家语?致思》记载，孔子使子贡 “之齐，籴于吴”，子贡利用齐鲁吴三国的物价差异，通过 “贱买贵卖” 的商贸活动，既赚取利润缓解鲁国饥荒，又不损害任何一方利益，既实现个人才能（达），又救助百姓（达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