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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307章 黄河清圣人出，黄河乱天下乱（第1页）

且说狄泉在山东起事，越发声势浩大，张开大军不进反退，而安南李朝那边的朝廷大军也陷入僵持，西军老种经略相公在辽国和田虎两面夹击之下已显败相。

唯独在打淮西王庆上面，琅琊彭城节度使项元镇还打出了一点战绩，但是好景不长，现在又陷入了僵持。

天下干戈四起之时，内部朝局晦暗不明，四大奸臣一党把持朝政，但是由于他们四个上次瞒报山东狄泉起事，数个州县丢失的情况之后，宋徽宗是勃然大怒，所以这个往日了不理朝政的家伙开始留心起了外面的局势。

尤其是各路起义军的情况，宋徽宗开始非常关心，因为离着他最近的王庆已经在两淮成就势力了，要是他长驱西进，打下京畿河南附近的地区，可就直逼京城东京汴梁了！

在很多人印象中，宋徽宗是个大昏君，但实际上他不是没脑子。

宋徽宗并不是从头到尾都是昏君，在他当政之初的几年，不但不“昏”，还表现得非常清明、开明。

要知道，在此之前北宋朝堂因此前的“王安石变法”，已经分裂成好几派，其中争斗最厉害的，就是支持变法的新党和反对变法的旧党，朝局混乱到了很要命的地步。

而当时刚刚继位的宋徽宗用比较严厉的政治惩罚行为，一举结束了此前长达三十余年的党争。

如把政治反对派发配到外地分散安置，不允许他们的子弟当京官，不允许他们教授学生，传播学说，销毁记载有他们言论的书籍、诗词等。唯才是举，重用贤良，重新起用执政力强，为人正直的大臣，恢复其名誉；广开言路，接纳忠言，只要对朝廷有意见、建议，都可以提出来，觉得有用的，马上有赏，觉得没用的，不予追究或处罚；贬谪奸佞，革除陋规。

把过去一些把持大权、占据重要岗位，但心术不正、结党营私的官员免去，或调离岗位。

可以说，在整顿朝局上面，当年的宋徽宗基本上是非常厉害的，满足了一个励精图治君主的必要条件。

而在武功上，当时他也是颇有建树的。

众所周知，在宋辽间的战争中，辽军曾多次南下，最远到达澶州；宋军也曾推进到此线以北，由于没有燕云十六州以北的冀北山地作屏障，朝廷只能在边界上广植柳树作为界线，抗辽宋朝一直打得不漂亮，九代杨家将先后捐躯沙场，换来的却是一个丧权辱国的澶渊之盟。

北边燕云十六州收复不回来，西边在与西夏的作战方面，西夏首领李继捧虽一度向宋朝投降，并献出银州、夏州、绥州、宥州四州之地，但他的族弟李继迁在三年后就占据银州，以后又不断进攻夏、灵、麟等州，一直没有真正服从过宋朝的统治。

直到公元1034年，李继迁之孙李元昊正式建夏国，史称西夏，此后，宋朝的西北界大致稳定在今甘肃兰州、靖远，宁夏同心及陕西北部的白干山一线。

宋神宗力图开扩疆土，设置绥、熙、河、洮、岷、兰等州。哲宗时又进一步收复河湟地区，洮河上游与贵德一带的土地，公元1121年西安州、怀德军又被西夏所取。在西北，是从吐蕃夺取唐朝后期以来的失地。

公元1071年，宋廷任命王韶为新置的洮河安抚使，开始对河湟一带用兵，最后收复今乌峭岭以南的湟水流域、大夏河流域、洮河流域，对西南在唐朝后期脱离统治的少数民族地区，宋朝的进展是恢复对少数民族聚居区的控制。

经过多次的军事征伐和“招抚”，今四川南部、湖北西南、湖南西部、贵州东北和广西西部重新归入版图，设置正式州县或羁縻州。

其中最着名的一次是1072年派章惇开“梅山蛮”。梅山即今湖南中部新化、安化一带，是瑶族聚居地区，从此设县建城，编户籍，定赋税，与汉地一样设置正式行政区管辖。

但是，宋朝的版图，还是至宋徽宗时期，版图最为辽阔，其南至思陵州、东至登州、北至代州、西及西宁州，国土面积约达320万平方公里。

宋徽宗刚继位时的宋朝，其实对外形势是一片大好的，尤其是在西北地区拥有硬性优势。

当时的西夏跟宋军比，基本处于五五开的状态，已经掀不起什么大风大浪了，而盘踞西北、西南的吐蕃诸部，则处于四分五裂的内乱状态，有不少部落是依附宋朝的。

所以宋朝方面对西北吐蕃，是一直垂涎弱的，多次试图进军并驻扎青唐地区。

崇宁二年至三年，宋徽宗派遣王厚统兵先后占领吐蕃湟、鄯、廓等州，瓦解了当地吐蕃政权。

蔡京还强令王厚招诱西夏卓罗右厢监军仁多保忠，双方用兵三年，胜负相当，政和四年，西夏军攻环庆路，宋以宦官童贯为陕西经略使，战事再起。童贯袭用以往进筑城寨的战略开边，但开拓之地有限，城寨多建于不毛之地，难以防守。

宋军与西夏军屡次举行大规模战斗，互有胜负。

宣和元年，童贯令大将刘法率重兵袭取西夏朔方之地，两军会战于统安城，宋军大败，刘法被杀。西夏亦为战争所困，双方遂于当年讲和休兵。

这就是宋徽宗登基之初，给自己造就的极好的政治氛围和武功成就，而这些，都是在极短的时间内办成的。

所以宋徽宗绝对是个聪明的皇帝，能力很强，政治手段高超，在他继位之初的头几年，他的声望在全国是极高的。

如果宋徽宗是如他的父亲、宋神宗那样，只为宋朝强大操心，抛开个人部分私欲的话，以他登基头三年施展的手段来看，他其实是比宋神宗、宋哲宗厉害得多的皇帝，如果能一如既往，他有可能做到许多前任皇帝们想办却没有办到的事。

可惜，自古物极必反，盛极而衰，他还没有带领宋朝走上真正的巅峰之后，就开始了安逸懈怠，重用奸佞小人，

蔡京等打着绍述新法的旗号，无恶不作，贿赂公行，卖官鬻爵，“三千索，直秘阁；五百贯，擢通判”，巧立名目，增税加赋，搜刮民财，又如征收所谓经制钱，是“取量添酒钱及增一分税钱，头子、卖契等钱，敛之于细，而积之甚众”，靠着苛捐杂税，积累了大量财富，“今泉币所积赢五千万”，“于是铸九鼎，建明堂，修方泽，立道观”，大兴土木，不仅在宫城之北建筑稍小于宫城的延福宫和规模更大的艮岳，还乘机利用搜刮的民财大修各自的豪华宅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