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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昨天下午,红梅让她写借条时,她看着红梅的眼睛,突然觉得,红梅其实也挺可怜的。
一个女人,怀着孕,肚子已经那么大了。男人不在身边,在海上漂着。她要操心店里的事,进货、算账、招呼客人。要操心家里的事,英子上学,吃喝拉撒。还要防着自家亲戚来打秋风,防着丈夫偷偷拿钱接济姐姐。
换做是她,可能早就崩溃了。
但红梅没有。红梅坐在那儿,腰板挺得直,说话一句是一句,不慌不忙。
常莹突然有点佩服她。
可这佩服就像雪地里的脚印,太阳一出来就化了。下一秒,那三万块的借条又像刀子一样,横在心上。
凭什么?
常松是她弟,给她钱天经地义。红梅凭什么让她写借条?还说得那么难听,什么报警,什么断绝关系。
想到这里,常莹心里那点柔软又硬了。
穷亲戚的道德观是弹簧做的——你强时它缩成一团讲恩情,你弱时它立刻弹直了跟你算账。
她想回家,回自己那个快要塌的土房。三个儿子虽然不省心,但那是她的家。她不想在这儿受窝囊气,看人脸色,被人呼来喝去。
但是没办法。
要忍辱负重。现在对红梅好一点,伺候她,照顾她,留点好印象。这个钱日久天长的,也许就不用还了。红梅肚子里的孩子生了,她这个当姑姑的出力了,红梅还好意思逼她还钱?
人心里都有一杆秤,一头放着别人的难处,一头放着自己的苦楚。大多数时候,我们不是看不清重量,而是宁可闭上眼睛,好让自己这头,沉得理直气壮一些。
常莹的人生像条被缝了又拆的旧裤子——一边是“长姐如母”的金线,绣着过去的荣光;一边是“吸血蚂蟥”的破洞,漏着现在的难堪。她在这条裤子里挣扎,既舍不得拆了金线,又补不上那个洞。
她想着,手上动作慢了。
锅里的鸡蛋焦了,边缘发黑,冒起烟。
“哎哟!”
她赶紧把火关小,用铲子把鸡蛋翻过来。背面已经糊了,黑乎乎一片。
她把那个鸡蛋盛到盘子里,放在一边。又重新倒油,敲第二个鸡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