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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都是在让出房间的过程中长大的,先是玩具,后是空间,最后是做梦的权利。
红梅没说话。
房间里安静下来。只有小年轻轻的呼吸声。
英子看了红梅一眼,看了常松一眼,又看了常莹一眼。她的目光在每个人脸上停了一秒,然后转身出去了。
英子没再说话。她忽然觉得疲惫,那种疲惫不是身体上的,而是心里某处一直紧绷着、作为“懂事女儿”的那根弦,“啪”一声,断了。
她转身出去,不是愤怒,是撤退。
她走到院子里,站在阳光下。冬天的阳光没什么温度,照在身上只是亮,不暖。
常松看着英子走出去的背影,心里堵得慌。他清了清嗓子,对红梅说:
“红梅,英子说的对。确实是我不好。被喜悦冲昏了头脑,没有顾及你的感受。我让我姐回去就行了。我在家陪你们娘仨,陪我儿子。”
红梅没看他。她转过头,看着窗外。窗外是院子,院子里晾着尿布,一排白色的尿布在风里轻轻摆动。
“随便你,”红梅说,“我累了。你们看着办吧。”
她把被子往上拉了拉,盖住脸。
常松站在那里,站了一会儿。他转身走出卧室,对常莹说:
“姐,我现在开车送你去长途汽车站。晚一点我还要给红梅做饭,这都到中午了。”
常莹“嗯”了一声。她把红袋子小心地塞进自己的蓝布包裹里,又把散出来的毛衣和棉鞋塞回去。包裹鼓得像个球,她用力捆,捆了半天才捆紧。
然后她又拿起另一个包,是一个旧编织袋,里面不知道装了什么,也是鼓鼓囊囊的。还有一个小挎包,挎包带子断了,她用针线缝过,缝得歪歪扭扭。
常松要接她手里的东西,她一把抢过来:
“不用,我自己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