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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梅一直觉得,英子太懂事了,懂事得不像个孩子。现在想来,也许是因为她知道自己是捡来的?不,不可能,她不知道。那就是天性,那孩子天生就懂得体谅人。
可体谅人的孩子,往往最容易被忽视。
母爱这碗水,从来难以端平。那个会哭闹的,得到了最多的照料;那个懂事的,却连一句“累不累”都成了奢侈。不是偏心,是疲惫的生活,总是先向最懂事的那个孩子索取沉默。
自从有了小年,她有多久没好好跟英子说说话了?每天就是“吃饭了吗”“作业写完了吗”“早点睡”。英子要高考了,压力多大啊,她这个当妈的,问过一句“累不累”吗?
没有。
不是不想问,是顾不上。小年夜里闹,白天也要人抱,店里的账要管,常莹要应付,张姐那边要协调……一天二十四小时掰碎了用都不够。
她总想着,等小年大一点就好了,等英子考上大学就好了,等常松回来就好了。
我们都是时间的赌徒,永远押注在“等……就好了”上。可生活是庄家,总在开牌前改规则——等你熬过这一关,总有下一关在排队。
红梅走到留观室门口,推门进去。
常莹正像拉磨的驴一样在小小的留观室里打转,看见她回来,立刻像找到了轴心似的贴上来:“抽完了?咋样?”
“等结果。”红梅在靠墙的椅子上坐下。
留观室不大,摆着四张病床,都空着。墙漆是淡绿色的,已经斑驳了,露出底下灰色的腻子。天花板上一盏日光灯,两头发黑,光有些暗。
红梅把小年放在腿上,轻轻摇晃。孩子喝了奶,又打了针,这会儿终于安静下来,眼睛半闭着,呼吸渐渐均匀。
为母则刚是个骗局——真相是为母则“钢”,你得把自己炼成不锈钢,防锈还抗压。
红梅抱着小年在走廊长椅上坐下。常莹一屁股瘫在旁边,大口喘气。
“累死了。”常莹抹了把脸上的汗,“红梅,你又不是第一次当妈了,你家英子都十八九了。哪家小孩不发烧?头疼脑热正常,没事。”
红梅没接话。她的手臂不自觉地收得更紧,将小年整个圈进怀里,仿佛这样就能用体温筑起一道屏障,隔绝掉一切‘可能没事’的风险。
常莹看着她那副紧张样,心里莫名涌起一股焦躁。
穷人处理危机的方式往往简单粗暴——不是他们不怕,是他们习惯了用“没事”来对抗整个世界的不公。仿佛只要说够一百遍“没事”,生活就真的会放过他们。
“没事,真没事。”常莹继续说“小孩发烧是长脑子呢!老话都这么说!你看我家那三个皮猴子,烧了多少回,现在不都壮得跟小牛犊子似的?脑子不也……”她顿了顿,把‘挺好使’三个字囫囵咽了回去,仿佛自己也觉得这论证不太站得住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