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八读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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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64章 人才培养（第2页）

随营学校的课程安排得紧张而充实。

军事班的课程由凌云和老赵亲自设计。上午是基础理论：地形学、沙盘作业、班排连战术原则、步炮协同要点。下午是实践演练：野外判定方位、简易沙盘制作、实兵对抗推演。凌云甚至专门抽出时间，讲解如何应对坦克、如何防范毒气、如何在山地环境下进行反封锁作战——这些都是针对松井可能采取的战法进行的预演。

“敌变我变。”凌云在讲解反坦克战术时强调，“我们没有反坦克炮，但不能没有反坦克的办法。地形、炸药、集束手榴弹、燃烧瓶——这些都是我们的武器。关键是要动脑子，要用最小的代价换取最大的战果。”

他让学员们分成小组，用沙盘模拟不同地形条件下的反坦克作战，然后逐一讲评。那些原本只会带着战士冲锋的班排长们，第一次系统地思考起“为什么要这样打”“还有没有更好的打法”这样的问题。

政工班的课程则由徐政委和李秀才负责。徐政委主讲党的历史和理论，李秀才则侧重实际工作方法：如何开好一个班务会，如何做战士的思想工作，如何发动群众，如何开展对敌宣传。

“做政治工作，最怕的是什么？”徐政委在一次课上问，“是脱离实际，是空谈大道理。战士们冲锋一天，饿着肚子回来，你跟他讲共产主义理想，他听得进去吗？你得先帮他把饭热上，把伤口包扎好，然后才是讲道理。”

他举了个例子：有个连队刚打完一场恶仗，牺牲了好几个战友，战士们情绪低落。指导员没有马上开会，而是带着炊事班给大家做了一顿热面条，又组织轻伤员给重伤员喂饭擦身，等到晚上才点起篝火，不是开会，是让大家说说牺牲战友生前的故事。说着说着，有人哭了，有人握紧了拳头。最后指导员才站起来，只说了一句话：“咱们不能让弟兄们白死。这仇，得报。”

“这就是政治工作。”徐政委总结道，“它不在文件里，不在口号里，它在热面条里，在篝火旁的故事里，在战士们的心里。”

后勤班的课程最实在。后勤处长周大山主讲物资管理、账目登记、运输调配。野战医院院长吴启华和唐静文则讲授战场急救、卫生防疫、药品管理。甚至还有一门特殊的课——“根据地经济”，由地方民主政府的一位干部来讲授如何组织生产、如何保证税收、如何与敌占区进行秘密贸易。

“打仗就是打后勤。”周大山用他惯有的精打细算的口吻说，“一发子弹、一斤粮食、一尺布，都得算计着用。你们将来要是管一个连、一个营的后勤，心里就得有本账：粮食还能吃几天？弹药还够打几仗？冬衣什么时候发？——算不清楚，就要饿肚子、挨冻、打败仗。”

随营学校的开办，像一块石头投入平静的湖面，在四团和整个根据地激起了层层涟漪。

最直接的变化发生在各营连。学员们虽然暂时离队，但他们的空缺迅速被副职或表现突出的战士顶替。而每个周末，学员们返校时带回的笔记和心得，又成了各连队组织学习的素材。一种前所未有的学习氛围在部队中弥漫开来。晚饭后，常常可以看到战士们围成一圈，听识字多的战友读《铁军报》，或者用木棍在地上画地形图，争论某个战术动作的优劣。

更大的变化发生在学员们身上。那个浓眉大眼的排长叫王大山，以前打仗只知道猛冲猛打，上了军事班后，开始琢磨起地形和火力配合，在一次沙盘推演中，他用一个巧妙的迂回伏击方案，赢得了凌云的表扬。那个瘦削的文书叫陈远，在政工班学习后，主动申请到一个后进连队当见习指导员，用从徐政委那里学来的方法，三个月就让连队的精神面貌焕然一新。

随营学校甚至影响到了地方。应地方党组织的要求，学校每月开设两堂“公开课”，邀请根据地基层干部、民兵骨干、进步青年旁听。凌云讲战术，徐政委讲政策，老赵讲侦察与反侦察，场场爆满。许多年轻人听完课后，直接跑到招兵处报名参军。

“这才是长久之计。”徐政委在一次教学研讨会上欣慰地说，“我们现在培养一个骨干，将来他就能带出一个好连队、一个好支部。星星之火，可以燎原。”

但凌云的目光却看得更远。他在给师部的报告中写道：“随营学校不应只是临时培训，而应成为制度化、长期化的人才培养基地。建议在条件允许时，升级为‘抗大’式的分校，系统培养军政干部，为部队发展和根据地建设储备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