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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这不是给你压力。”红梅的语气缓了缓,“都是一家人,我才这么跟你说。你要觉得合适,就签个字。你要觉得不合适,我就跟你弟离婚。”
常莹的眼睛瞪大了。
“这钱是我们夫妻共同财产。”红梅继续说,“他的钱你可以不还,但我的钱,你必须还。你要是没钱,就把你老家的房子、地,全卖了。卖了多少还多少。”
常莹手里的搪瓷缸子晃了一下,水洒出来,溅在她裤子上。她没去擦,就那么愣愣地看着红梅。
“红梅……”常莹的声音带了哭腔,“你这是要逼死我啊!我哪有那么多钱?我一个月挣不了几个子儿,三个葫芦头还要吃饭上学,我……”
常莹的哭穷,像一台年久失修的复读机,按键永远是‘我苦、我难、我没钱’。听第一遍是同情,听第一百遍,只剩下想砸了它的烦躁。
“那是你的事。”红梅说,“我是债主,要钱是我的事。就是因为常松是你弟,我才跟你这样说话。要是换做别人,我早就报警了。”
英子站在旁边,她看着妈妈,突然觉得妈妈很陌生。那种冷静,那种决绝,是她从来没见过的。 英子忽然懂了。妈妈不是后知后觉,她是先知先觉地,给自己预留了心碎的时间。成年人处理绝望,需要一套完整的流程:预感、证实、沉默、然后消化。
红梅把本子推过去:“你要是同意,就签个字。不同意,现在就还钱。”
常莹张了张嘴,没发出声音。
她看着红梅,忽然觉得这个弟媳妇陌生。不是那个会心软、会妥协、会看在常松面子上让步的红梅了。眼前这个女人,太冷漠了。
“红梅啊,”常莹声音软下来,带着哭腔,“我来服侍你,不要工钱。这算抵账,行不行?剩下的以后慢慢还。你这样的话,我压力太大了。我没什么正式工作,就打零工,种点菜卖。家里三个儿子花钱,我要不是万不得已,能去借钱吗?能去找我弟要钱吗?”
她说的是实话。三个儿子,三个半大小子,吃穿用度,学费杂费,哪样不要钱?丈夫跟人跑了,她一个人撑这个家,撑了十几年。她累,真的累。
可这话说出来,连她自己都觉得苍白。
穷人的尊严就像过期的挂面,平时硬邦邦地挺着,真到要用时,一碰就碎,只好下锅煮成糊糊,自己吞下去果腹。
红梅没接这个话。
“英子,把笔给她。”
英子把钢笔递过去。常莹接过笔,笔杆在她手里显得很小。她的手粗糙,手指关节粗大,是常年干活的手。
“我字不好看,”常莹说,“让丫头写吧,我签。”
英子看向妈妈。红梅点点头。